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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问：何迟也?伯禽说：齐其俗，革其礼。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是真正反孔反儒的学术界现在看法尚不一致。此吾侪对于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

又隆盛之礼节，以著其敬仰之诚心。他说美国人的道德退化已为其本国有心人所公认，彼辈方在大声疾呼，冀醒迷梦。……青年学者，中其说之毒，遂误以反对孔子为革新中国之要图，一若焚经籍，毁孔庙，则中国即可勃然兴起，与列强并驱争先者。欧化之威权魔力，深印入国人脑中，故凡为西洋货，不问其良否，即可畅销。有在理智之上，而为人所不能知者，是曰天。

盖此等人不通中文，从未研究中籍，见国人皆系腐学究，不足与外国人比，遂以为中学不如西学也。道德之功用，则援引第三级之人至第二级而已。我国之奉事孔子，只是尊行古制常礼，醇厚风励之美意。

他们（中国人）感激地承认他们都受益于他遗留下来的学术。这种在死者墓前上供的作法，似乎不能指为渎神，而且并不存在有迷信色彩。历代帝王举行祝文具在，只是尊师重道之词。它的个性是耶稣会常常能站在同情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宽容中国。

[1]事实上（1）中国礼仪之争正是儒教是否是宗教本质性判定的真正源头，（2）不但儒教非教说，而且儒教是教说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形成。[8]（P132）至于祭祖问题，他把下层民众以迷信活动举行的仪式与学者（士大夫）举行的仪式分开考虑，认为天主教知识分子的祭祖礼仪供奉的果子、肉类和丝绸（穷人则以纸替代），奉祭如在、敬死如生，并不想死者来享受，只是用以表示内在孝思和感恩的方式。

他们入教已届中年，思想已相当成熟，对传统文化修养也已很深。这些争论传到罗马教廷，迫使其做出裁决。康熙解释说：供牌位原不起自孔子，此皆后人尊敬之意，并无异端一之说，呼天为上帝，即如称朕为万岁，称呼虽异，敬君之心则一。中国哲学家之中最名的叫作孔子。

而儒教非教说是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以进步的、开明的立场，学理的视角，以文化的同情和理解来判释和定位的。反之，那就是本人内心情感的流露，就是伦理。徐光启表达的更明确：余尚谓教必可补儒而易佛。[5]（P27）利玛窦的判释中最根本的是认为中国人重视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

而不是一味的神学研究。明清之际以耶稣会为主的西方宗教传入中国，才真正开启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互沟通、交流冲突的历史。

大陆的是教说是欲对传统文化予以根本性的否定，挖去封建的毒瘤，清除历史的垃圾，而海外的是教说却是有感于远离了传统文化的根源，受制于西方宗教压抑，欲以伸儒教来建立精神支柱。如艾儒略航海而来，以事天之学倡。

2、儒教是教说主要把为儒家学者认可的各种官方、半官方礼仪制度和形式当成儒教本身，抱着一种正统而狭隘的官方意识，使儒学与体制儒教本末倒置，即认为儒学是体制儒教的学术系统，体制儒教为主，儒学为辅。若同为教，便不可能相溶。不供天地，以其无头、腹、手、足踏践污秽而贱之也。这种冲突可以说触及到了儒教中宗教性的部分，即被专制皇权利用和固化了的体制儒教的坚硬外壳，引起了士大夫的反击：以父人君之天役使之贱，无怪乎令皈其教者，必毁天、地、君、亲、师之牌位而不供养也。[5]（P104）这就是说，在儒家经籍中确实是保存着不少带有宗教色彩的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的内容，这主要是中国上古原始宗教的遗存，对它们宗教性的强调，只是为了与西方宗教比附，增加中国人的亲近感，以接受基督教。说明中国人之奉事孔圣与天主教奉事天主不同，神圣色彩很淡，主要是士人对师道的尊敬，士人到孔庙的参拜，只是根据国家为了尊师重道而规定的古礼的习惯为之，已经形式化了，并不是想通过祭孔获得功名利禄。

他既可以代表上帝，又可以代表人类。其标号更尊，其言辞甚辩，其持躬甚洁，辟二氏而宗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圣人生矣，因而博得西来孔子的美誉。

一种仪式如果主要是主体性的体验，而不是的超越客体的祈盼，当然就难称是宗教的，而主要是人文的。孔子作为中国人公认的圣人，是以普通人的灵魂中升华而来的，原本没有圣迹（汉代谶纬学说，一度把孔子神秘化、宗教化，编造了不少神迹，隋唐以后便逐渐被新儒学淘汰），他自己一贯自称是学而知之的普通人，不是生而知之的天启式的先知先觉。

二利玛窦逝世后，既定的传教策略受到后来者的怀疑。在基督教宣教事业处于生根、发芽和进取阶段，就遭遇到了明末沈 、清初杨光先发动的两次排教运动，来自于官吏和缙绅的排教反教风潮，既有出自于对来自海疆的夷氛忧患，更多地则来自维护传统夷夏之见的意气和成见[3]（P61），很少有深入到文化深层考虑问题的，可以说是一种正统的保守意识在作怪。

天主教中所称的圣，是借用了中文的圣字，含义本不一。他们信奉天主教的最大原因，是认为天主教与中国传统的儒教不存在任何歧异与矛盾。三在中国礼仪之争中，除了朝廷的反应，在官吏、缙绅和士人中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

对此，耶稣会士坚持利玛窦策略和思想的教士不能接受，便派卫匡国回欧洲辩解。于是耶稣会喜欢从事一般学术研究。

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根据原来纯文化性的制定，用政治和文化的礼仪，来承认孔子为先师。

（天主教）真可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

与之争论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则代表了教会中的保守势力，他们固守教条，以宗教目光判释儒教，酿成冲突。四通过上面对礼仪之争过程中各方面对儒教的本质判释和定位，可以看出：1、认为儒将非教的是多数，且都具有深厚的儒学修养为基础，是较客观、深入地进行学理探讨的，有很强的理性力量，所以有说服力。这种从宗教角度对儒教的判释，便也是后来儒教是教说的一个根据。这时候，康熙才看到1704年罗马教皇明令禁止祭祖祭孔的上谕，大为恼火，便朱批禁止洋人在中国传教，使发生在文化领域的礼仪之争，因波及到教廷与清廷政治上的对峙而走向终结。

[2]（P663）这说明天主教与儒教并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为教，一非教，故可互补。人文主义在罗马教廷和耶稣会中都有合法地位。

大异于圣教事圣品之意也。龙华民的态度在耶稣会内部引起争议，为礼仪之争埋下了伏笔。

另外，也反映了中西礼俗不同所引起的误会和猜忌，这是中西文化进入深入、广泛的交流后必然发生的。的确，许多人断言这种礼仪最初创立，与其说是为了死者，倒不如说是为了生者的好处。